從一九二九年廣州第一座博物館建立起，博物館在廣州已經走過了九十五年時光。
博物館被視為了解一座城市最直觀的“文化窗口”。廣州作為中國最早建設博物館的城市之一，通過一代代人的努力，將城市的歷史、人文的血脈、百姓的生活、時序的變換凝聚于一座又一座的博物館中，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散發出迷人的光芒。
▲1929年，廣州市市立博物院以越秀山鎮海樓為館址，正式成立并對外開放。這是華南地區首座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
萌芽·從“博物”到“博物館”
“博物”一詞古已有之“博物館”19世紀定名
“博物”一詞，在中國古文獻中早已有之。晉代學者張華著有《博物志》，明代學者董斯張著有《廣博物志》。“博物”是與古代“通識”教育相聯系的觀念。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經》記載了337種動植物，可以說是一部先秦時期的博物學小百科。漢代的《爾雅》對《詩經》和其他先秦古籍中500多種生物加以注釋，分為草、木、蟲、魚、鳥、獸、畜七類，深受后世重視。歷代的各種“異物志”“風土志”更是層出不窮，比如《嶺南草木狀》《桂海虞衡志》《林泉結契》《獸經》《蛇譜》《異魚圖贊》《花鏡》等。這些書籍文獻與各種農書、醫書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鳥獸草木之學”，如果再加上金石學、古物學，就可勾勒出傳統“博物學”的基本面貌。
此外，“博物”一詞也有博學多識之意，所謂“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古書中常有的“博物君子”一詞，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相較“博物”一詞，“博物館”或“博物院”之稱的出現要晚得多。據學者們的研究，林則徐1841年主持編譯《四洲志》時，第一次使用了“博物館”一詞，稱：“蘭頓（即倫敦）建大書館一所，博物館（指大英博物館）一所。”“博物院”一詞，最早見于傳教士衛三畏（1844年來華）在澳門出版的《英華韻府歷階》一書中。當時，英語“museum”一詞有“繆齊英”“妙西因”等諸多音譯詞，“奇觀院”“古器庫”等五花八門的說法也都見于坊間。隨著1868年中國第一座近代意義上的博物館——徐家匯博物院在上海誕生，“博物館”“博物院”的名稱逐漸固定下來，成了這一類公共文化機構普遍的稱呼。
▲曾在南漢二陵博物館展出的唐代宗室女子雕像
古代珍貴收藏多“秘不示人”
收藏傳統在中國源遠流長。古代的王公貴族有掩埋玉器、積累典籍的習慣；文人也有收藏字畫、古物、金石等的做法，從而為自己的創作、研究積累范本和資料。比如，清人翁方綱在任兩廣學政期間走遍廣東各地，搜集金石銘刻拓本500余種，編成《粵東金石錄》，成為后人編輯地方史志的重要參考資料。1821年，學海堂在廣州建立以后，廣東學者更加重視本土文字材料的搜集，南漢拓本、晉代墓磚等成了收藏焦點。
不過，這種收藏多局限在較小的范圍內開放，能見到相關藏品的人通常很有限。對一些格外珍貴的藏品，收藏者很多時候更傾向于“秘不示人”。比如，清代收藏家陳介祺得到西周三大青銅器之一毛公鼎后，就筑樓藏之。
許多古代的成規模收藏都得到了收藏者的精心呵護。收藏者往往專辟一個空間作為藏所（可以看作是一種內部的“博物空間”）。那些聞名一時的藏書樓，如天一閣、文淵閣、玉海樓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世紀上半葉，美國人亨特在廣州生活時，常常看到“古代的青銅鼎和青銅瓶”在富有的中國人的書房中占據顯眼的位置。法國人伊凡在廣州行商潘浩官家做客時，被引領到一間擺放著各種古玩珍寶（瓷器、玉器、青銅、書畫等）的房間內，這些古玩珍寶讓伊凡印象深刻。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品朱雀鎏金銅頂飾
從“私藏”到“公展”粵人成觀念先鋒
19世紀，公共展示的新觀念逐漸傳播開來。這一時期，公共展覽在歐美方興未艾之際傳入中國，對一些國人產生了深刻影響，身處中外交流前沿的廣東也成了重要的先鋒之地。
晚清年間，廣東人頻頻參加在多個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等展會，或參觀各地博物館。1851年，廣東商人徐榮村攜“榮記湖絲”奪得倫敦博覽會金銀兩項大獎；1876年，以廣東人居多的中國首批留美幼童參觀費城博覽會；1887年~1890年，廣東學者潘飛聲在德國柏林大學任教期間游覽了歐洲多國的博物館。
1869年，香港博物院落成，免費向公眾開放。當時報道稱，“粵中有家藏珍異”者將私藏的珍品拿到香港進行展示，以期提升口碑，使珍品升值。可見，頭腦靈活的廣東人早早意識到了公共展示的價值。1875年，一批居于廣州的商人提議，仿效在香港舉辦的公共展覽會的形式舉辦“賽花會”。宣揚“商戰救國”的兩位廣東人鄭觀應和康有為也提出，通過公共展示振興工商事業，普及民眾教育。
到了辛亥革命之前，一批具有革命意識的廣東人，如黃節、潘達微、高劍父等，將公共展示視為推動革命的一種手段。高劍父等人的創作理念通過廣東圖畫展覽會、廣東省美術展覽會等活動進一步傳播開來。
考古學、民俗學的發展也令“博物”觀念逐漸深入人心。1916年5月11日，歸國華僑黃葵石在龜崗“東山廟”附近進行建筑施工時，發現了一處南越時期的大墓，這被視為南越國考古的起點。1928年，學者傅斯年與顧頡剛在中大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即中大“語史所”，內設民俗學會、考古學會。當年10月22日，傅斯年等主持成立的中研院史語所在廣州東山柏園建立。1925年，廣州第一個民間考古團體——中華考古學會成立，謝英伯擔任主席。在這些機構和團體的推動下，不少學者到全國各地調查文物古跡，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1928年10月13日（農歷九月初一）董作賓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的試掘。這是安陽殷墟發掘之始，也是中國學術機構獨立進行科學考古發掘的開端。
▲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在廣州東山柏園建立。（圖/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莫偉濃攝）
隨著越來越多文字和實物資料的積累，建設博物館的呼聲越來越高。1913年3月，胡漢民主持的廣東政府提出要籌建博物館，為籌建圖書館和博物館，派商人關彥超赴海外募捐。不到半年，關已籌到兩萬港元。不過，當時政局迭變，此事被暫時擱置。
以上的種種工作，為廣東地區“博物館”的誕生做好了鋪墊。
新枝·華南第一座博物館
選址“嶺南第一勝概”建市立博物院
廣東最早的博物館，誕生于大學校園。1923年，嶺南大學博物館（后改稱文物館）成立。1927年，著名學者冼玉清兼任館長。嶺南大學博物館（文物館）是廣東省最早建立的正規博物館，也是全國較早創辦的博物館之一。據1952年冼玉清手書的《嶺南大學文物藏品冊》記載，博物館共有藏品800余件。
1929年2月11日，廣州市市立博物院以越秀山鎮海樓為館址，正式成立并對外開放。這是我國早期成立的官辦博物館之一，也是華南地區首座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至今已有95年歷史。
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雄踞于越秀山蟠龍嶺上的鎮海樓，一直是廣州顯著的城市標識，有“嶺南第一勝概”之稱。
▲越秀山鎮海樓（圖/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蘇俊杰 攝）
20世紀初，越秀山上包括鎮海樓（五層樓）在內的許多古跡因日久失修，漸趨坍圮。1927年，時任廣州市市長林云陔倡議重修鎮海樓，次年5月動工，12月竣工。承擔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整舊如舊”的建筑設計理念，建筑外立面用英國水泥加固，建筑內部則在盡現舊貌的基礎上，大刀闊斧改良了一番。
在鎮海樓修繕期間，林云陔等人提議設立市立博物院，并有意將鎮海樓作為館址：“舉凡動植礦各物標本模型、世界古今特異之物，盡量搜羅陳列。”
之所以選擇鎮海樓作為館址，一大原因是其所承載的象征意義。作為城市地標的鎮海樓不僅有深厚的歷史價值，也深受本地民眾喜愛，歷代文人墨客在此吟詠不絕。從當時全國僅有的約十座博物館來看，只有北京和南京兩地是借用明清皇宮、城樓等古建筑作為館舍，其他都是新建的西式建筑。以鎮海樓為館址，更顯氣象宏偉，因此，它成了博物院院址的不二之選。
1928年10月24日，廣州市市政會議討論了時任教育局局長陸幼剛的提案，“查各國都市，均有宏偉之博物館……革命策源地之廣州，自應極為創辦”“借以啟發民智，引起國民研究學術之興趣”。會議擬定鎮海樓為博物院館址。11月6日，博物院籌委會成立。
籌委會歷史風俗、自然科學、工藝美術三個部門的負責人分別是謝英伯、辛樹幟與丁衍鏞。廣東梅縣人謝英伯當時是中國新聞學校校長，早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參加過多次起義籌備工作及護法護國斗爭，也是不少革命報刊的主筆。辛樹幟則是受邀回國，擬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未赴任），他是著名的生物學家和農學家，撰有《大瑤山調查記》《中國果樹歷史的研究》等著作。丁衍鏞早年公費赴日留學，歸國后在多所美術院校任職，當時是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教員。籌委會其他常委、委員也都是各界名人或資深的文物收藏家，為博物院的建設增加了很多人氣和資源。
博物院具現代教育功能在全國開先河
廣州市市立博物院的籌備時間只有短短數月，重頭工作是藏品、展品的征集。一方面，教育局呈請市府，要求各市、縣、區采集各類文物交給博物院，另一方面，謝英伯等人親赴各地搜集。
征集工作卓有成效，市第十三小學內之宋元豐二年（1079年）制天慶觀銅鐘、明黎民表書碑刻、舊法國領事館內石質日晷、市北郊彌勒寺內之藤造大佛等文物陸續運到博物院。市內文化名人溫幼菊、司徒槐、高劍父、李耀屏等人捐送了多種古物，中山大學教授、德國人葉格爾珍藏的礦物標本，中山大學考古學會主席商承祚考察東山松竹崗南越大墓所得的數件古物也先后到來。丁衍鏞在上海征得蔡元培、于右任、何香凝、徐悲鴻、黃賓虹、潘天壽等名家的作品200多件，滿載而歸。
建館之初，廣州市市立博物院便確立了“供專門學者之研究，養成學生事物之觀察，奮興人民文化進展之感想”的辦院宗旨，設自然博物標本、歷史風俗和美術三部，令其成為我國最早具有現代教育功能的博物館。
1929年2月11日，廣州市市立博物院在鎮海樓舉行了開幕儀式。當年，全國僅有10座博物館，廣州市市立博物院是其中之一。新開張的廣州市市立博物院“樓分五層，第一層陳列革命偉人烈士遺像及其紀念品，第二層陳列兩粵名人字畫，第三層陳列動物標本，第四層陳列植物標本，最下一層陳列礦物標本”。廣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館名和門口“五嶺北來，珠海最宜明月夜；層樓晚望，白云猶是漢時秋”的館聯由胡漢民題寫。
博物院大受民眾歡迎。最初幾周游客“每日均在六七萬人以上”。據廣州市政公報記載，1930年有意大利人到院參觀，回國后向意大利各界推介院內的陳列展覽，得到不少學者的贊美。
1938年，日軍攻占廣州，占駐鎮海樓，院址損毀嚴重，藏品散佚，博物院解散。抗戰勝利后，1946年3月，廣州市市立博物院恢復，回遷鎮海樓，1949年中，因經費無著，博物院撤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州市人民博物館籌備處于1950年9月在鎮海樓東鄰仲元圖書館成立，胡根天任館長，1951年3月1日正式開館。1954年改為廣州博物館。
▲2019年，鎮海樓夜間開放以來的首次大show——“廣州織繡”非遺服裝秀上演。
發展·廣州的博物館如雨后春筍
從1家到73家博物館各具特色藏品豐富
20世紀50年代初，國家出臺了關于博物館發展的一系列政策規章，博物館事業迎來發展高潮。不管是舊有博物館的改造，還是新型博物館的建設，均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
廣州也建起了一家又一家博物館。1950年~1960年，廣州建起了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廣州美術館、廣東省博物館、嶺南文物宮、廣州文化公園水產館、廣東地質博物館、廣東民間工藝館等具備博物館性質的機構。
▲廣東省博物館
作為國內最早一批紀念館之一的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建立后，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紀念館、“三二九”起義指揮部舊址紀念館、魯迅紀念館等紀念館也紛紛建了起來。
20世紀80年代，廣州起義紀念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省港罷工委員會舊址紀念館、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陳樹人紀念館、廖仲愷何香凝紀念館等建了起來。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20世紀90年代，廣州藝術博物院、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高劍父紀念館以及一批區博物館成立。
進入21世紀以來，更多博物館在廣州涌現。2006年7月，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對公眾開放。此外，陳李濟中藥博物館、十香園紀念館、廣州亞運會亞殘運會博物館、東平典當博物館、普公古陶瓷博物館、廣州東方博物館、迪士普音響博物館等各具特色的博物館也紛紛建立。特別是一批行業博物館、私人博物館的出現，豐富完善了廣州的博物館體系，將許多精彩的“私藏”變成公眾共享的文化資源。
目前，廣州地區已擁有73家博物館、紀念館，總藏量超過全省館藏總量的半數。逛博物館，成為越來越多人熱衷的休閑活動。
▲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
胡根天得名“搏命館長”1952年入館人次超百萬
廣州博物館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博物館人的努力，胡根天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員。
胡根天是著名的美術教育家和藝術家。1892年9月23日，他出生于廣東省開平縣儒良鄉湯邊村，在當地接受了新式教育。1911年春，胡根天來到廣州，投考廣東高等師范附中。在廣州，胡根天確立了人生目標——“由此決定走向美術這一條長遠的道路”。1914年，他到日本留學，進了日本當時最高的美術學府——東京美術學校，入讀西洋畫科。回國后，1921年在時任廣州市教育局局長許崇清的支持下，他在廣州成立了華南第一個研究西畫的社團——赤社美術研究會。1922年，他又辦起了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胡根天被譽為廣東高等美術教育的奠基人。
1950年，胡根天被任命為廣州人民博物館（廣州博物館）的首任館長。在征集藏品、文物保護、陳列展覽等方面，胡根天全力開展工作。博物館展柜的設計以及展陳說明的撰寫，當時60來歲的他都親力親為。他一度吃、住、工作都在山上，被稱為“搏命館長”。
在胡根天和同仁的努力下，博物館的藏品從3000多件增加到3萬多件。他被任命為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革命文物組組長，開華南地區革命文物收藏、整理的先河。他提出博物館是一個教育機構，應該“走下越秀山，走入群眾中”，僅1952年一年，入館參觀總人數就超過100萬人次。
1957年，在原仲元圖書館辟建廣州美術館，這是新中國最早成立的美術館之一，胡根天出任第一任館長。與博物館相比，美術館更是從零開始。胡根天身兼數職，從征集文物、策劃展覽，到編輯出版、推廣宣傳，全部親力親為。他力邀名家容庚、商承祚、盧振寰等人組成書畫鑒定委員會，并通過購藏、接受捐贈等方式，努力充實館藏書畫作品。目前該館收藏了三萬多件文物，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古代書畫藏品是在胡根天任職期間入藏的。
▲廣州美術館舊館
在充實公共文化機構收藏的過程中，胡根天廣闊的交游為之助力不少。關金鰲是赤社成員，20世紀80年代，胡根天極力游說這位愛國的老朋友把畫作捐贈給祖國。移居海外的關金鰲將其創作的多幅油畫、水彩畫、速寫等作品悉數捐贈給廣州美術館、赤坎關族圖書館和開平美術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吳子復是市美第一屆學生，也是胡根天最看重的學生之一。在籌建廣州人民博物館時，他多次寫信去香港，邀請吳子復題寫館標。1952年，吳子復為博物館題寫隸書長聯“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1954年，廣州人民博物館改名廣州博物館，胡根天又請吳子復題寫館標。花都籍香港畫家任真漢在20世紀60年代牽線香港收藏家楊銓捐贈大批文物，其間多次寫信求助胡根天推動此事。
一代代博物館人的努力，迎來了今天博物館事業的興盛。
▲近距離觀察展品，有趣有益。
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長”起首座遺址類博物館
在廣州眾多博物館中，有一個博物館不得不提，那就是身處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央、在兩千多年前的遺址上“長”起來的博物館——南越王博物院。這也是嶺南地區首座遺址類博物館。
1983年，建筑工人在廣州市越秀區象崗山挖掘地基時，無意中發現西漢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的陵寢。墓葬保存完好，出土了珍貴文物1000多件（套），數量之多、器物之精，堪稱驚世。廣州市政府決定于原址建立博物館，以保護展示這批珍貴文物。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后更名為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首期陳列館和古墓館分別于1988年、1989年建成使用，二期珍品館于1993年建成，總面積9668平方米。建筑落成后大獲好評，奪得國家優秀設計金獎、國際建協“20世紀世界建筑精品”等一系列重要大獎。
博物館的設計任務交給了著名建筑設計師莫伯治。莫伯治等運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又結合地方特色進行了精心設計。軸線對稱的構圖與空間序列體現傳統庭院建筑特色，而有機空間的運用與空間序列的韻律，又體現了現代的庭院空間概念。
▲位于市中心的南越王博物院，見證兩千多年的建城史。
展館石闕和回廊、墓室護墻等部位采用了與原有墓室結構材料相類似的紅砂巖，可謂別出心裁。臨街的博物館正立面，用了1300多塊紅砂巖砌筑成石墻，當中留出一線通道，作為展館大門的入口。左右兩堵石墻猶如兩座石闕，聳立在高臺階上。墻面上由著名雕塑家潘鶴雕刻了兩幅巨型浮雕，兩個身高8米的男女越人頭頂日月、赤足踏蛇，象征驅逐邪惡；左右一對圓雕大石虎則呈欲躍之勢。這些雕刻的原型分別選自墓中出土的屏風構件、玉璧與錯金銘文虎節的圖樣，展現了越、漢、楚三種文化的內涵。嶺南在古代是越人的聚居地，刻在主體陳列樓東西兩面石墻的“越人善作舟”之作，也模仿了出土的銅提筒上的刻畫。
墓室展館用鋼架結構、金屬玻璃罩蓋頂，與墓室遺跡結構有明顯的區分。金屬玻璃蓋頂作覆斗形的幾何形體，是仿照同時期漢武帝茂陵的形狀而設計的，也隱喻原來墓室之上是土丘。
2021年9月8日，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合并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今天的南越王博物院頻頻登上中國博物館熱搜榜，已經成為國內最為熱門的博物館之一。許多年輕人從外地趕來，“為一座博物館奔赴一座城”。
今貌·博物館彰顯城市品位
博物館“活”起來成為“延伸的客廳”
博物館是城市風貌、城市精神的縮影，它們從不同方面講述著城市的歷史和文化，彰顯了城市的品位。
有專家表示，博物館也是引領人們認識一座城市的最好窗口，還是城中居民“延伸的客廳”。它們不僅為城市營造出有魅力、有特色、有活力的空間場所，還是重要的時代記錄和人們的創造之源。
今天，廣州地區的博物館一改早年人們印象中嚴肅、古板的面貌，變得時尚浪漫，生動活潑。
▲廣州美術館舉行的“藝博院之夜”活動現場（資料圖片） 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蘇俊杰 攝
從7月19日起，廣東省博物館正式開啟“粵博之夜”。在博物館里，人們可以欣賞意大利歌劇和中國傳統民樂，可以體驗光影互動音樂劇，可以品味赫赫有名的“紅云宴”，還可以沉浸式體驗戲劇故事。廣州博物館在鎮海樓下舉辦“消失的名菜”系列活動、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每年一度的“帥府之夜”業已發展為城中知名的文化品牌。“在博物館過一個浪漫的夜”成為許多人心心念念的夏日體驗。
越來越多的人把博物館的事業看作是“自己的事”。陳浩是一位資深的文物志愿講解者，從2009年開始，他先后在湖南省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擔任過講解員，如今“就職”于南越王博物院。他戲稱：“我好像經歷了漢代的三個不同時期。”他認為，當“文物—館方—講解者—公眾”整個鏈條都貫通，繼而，當更多的博物館和更多的文物信息貫通，文物就會“活”起來。
▲修復文物，專心致志。
各種各樣的“類博物館”空間伸向城市的各個角落。今年3月，在廣州市海珠區敬和里龍溪新街，擁有百年歷史的青磚石腳古老大屋雙清樓煥然一新，對外開放。這里蘭草幽靜、竹葉青蔥，史料展陳、多媒體互動應有盡有，成為一處精彩的公共文化空間。
作為著名的“史語所”在廣州建所之地，修繕開放后的柏園不僅成了一座講述史語所源流的“博物館”，還在首層設立了“粵書吧”。記者來到這里時，有家長帶著孩子正在度過假期時光；兩三位年輕的女孩子在幾個透著歷史味道的角落里拍照。
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傳播傳統的四大功能，表面看都是指向過去，實際上，每一項功能都是瞄向未來。越來越多的市民游客走進博物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這里感知時代的變遷，洞見城市的萬千氣象，博物館連接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國寶
銅壺滴漏
廣州博物館曾經收藏的元代銅壺滴漏是我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銅壺滴漏。它鑄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大小不等的4個壺組成。壺身飾鑄云紋及北斗七星。除日、月、星、箭四個銅壺外，還有一個龜蛇合體的玄武形銅蓋。玄武，又稱真武大帝，為司水之神，在中國南方尤受崇拜，體現了這件銅壺滴漏的地方特色。
▲北京路的銅壺滴漏復制品。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蘇俊杰 攝
這件銅壺滴漏本來放在廣州城的拱北樓上作為報時儀器，1857年拱北樓火災時被人拿走。1860年，它被兩廣總督勞崇光懸賞購得。當時月壺略有損壞，其蓋與日、星兩蓋都是后來補鑄的。1864年，拱北樓重建完成，它復歸原址。1919年廣州拆城，這套漏壺從拱北樓移下，經長堤海珠公園、永漢公園（今人民公園）、廢先鋒廟、越秀山亭等處的數次搬遷之后，于1933年被放置在鎮海樓內。
日壺的外側鑄有銘文，上列監造官員和工作人員共20人，可見當時這件儀器的制作是一項大工程。銘文中有“陰陽提領”一職，說明當時署衙里專設有管理監測天文時刻的人員。據傳，大名鼎鼎的傳教士利瑪竇面對此銅壺滴漏，想仿制卻無從著手。
清代詩人徐良琛曾作《拱北樓銅壺歌》：“日轉樓角風凌凌，訪古直上層樓冬。樓中刻漏傳自昔，決制樸拙形彭亨……”詩歌對銅壺滴漏的設計、結構、功能、使用等有比較詳細的解說。我們也能從中看出它在當時廣州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紀70年代，銅壺滴漏被調撥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前身之一）。
▲欣賞珍品，充滿好奇。
“當樓之未成，赭壁青煙，塊然附郭，殘城壞堞，出沒其下；及其成也，涂飾丹雘，掃除煩穢，盤馬紆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來，以臨北戶，形勝在目，浩森無際。”
——近代·黃節
“四樓惟鎮海最高，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氣，白云含吐，若有若無。晴則為玉山之冠，雨則為昆侖之舵，橫波濤而不流，出青冥以獨立，其瑰麗雄特，雖黃鶴、岳陽莫能過之。”
——清·屈大均
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霄，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
——鎮海樓長聯
來源：廣州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