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開元十三年（725），宰相張說被彈劾罷相，中書舍人張九齡受牽連被外放冀州刺史。張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為由，上疏請調換到江南一州，能夠照顧母親。唐玄宗“優制許之”，將張九齡改任為洪州（今南昌）都督。唐天祐年間，左拾遺崔琢的堂叔母年將七旬，累月抱疾加甚，無兄弟可以奉養，崔瑑便請假“躬往疾侍”，皇帝予以準假。
另據敦煌文獻記載：唐時龍勒鄉百姓胡再成收養同母弟王保注男為義子，要求義子“自養已后，便須孝養二親盡終之日”，鰥寡孤獨的老人可收養同宗的甥侄為義子承擔贍養義務。而且，唐時無子嗣的老人也可選擇鄉鄰中的外姓成員來侍養自己，只要雙方同意并且上報官府就可以履行奉養義務。
以上史例，可見窺見唐代養老制度一斑。唐代政府要員以贍養父母為理由，可請求移官、閑官、解職。唐代的家庭養老，主要以子女贍養父母為主，但當家庭殘破時，家庭養老的重任也可由其他家庭成員甚至外姓成員承擔。這就是唐朝養老體系中獨具特色的“給侍”制度。
所謂“給侍”養老制度，是一種由政府頒布法規詔令，給特定的老年人分配“侍丁”以照料其生活的制度。唐朝養老制度規定，給予年滿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人，以及雖不滿80歲但罹患重病的老人配備“侍丁”。據《唐六典》記載：“凡庶人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丁一人，九十給二人，百歲三人。”在有些時期，給侍惠及更低年齡的老人。享受“給侍”待遇的老人，被稱為“侍老”。
唐朝家庭養老的人員安排，首先規定承擔養老的人員主要是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在唐代社會里，子女等晚輩親屬對父母等長輩的贍養，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其中以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為主，旁及兄、妹、侄、孫、媳、義子等晚輩親屬對老人的贍養，承擔養老責任的家庭成員非常廣泛。如前所述史例，縱是身居要職的政府官員，也要履行贍養父母的義務。
照料老人生活的侍奉人員，須是成丁之男，故稱之為“侍丁”。“侍丁”有親侍和外侍之分。所謂親侍，即侍丁與侍老有親屬關系；所謂外侍，即侍丁與侍老無親屬關系。親侍屬于法定侍奉人員，人子不侍其親是違法的，即使官員也不例外。依唐律，除少數政府特別重用的官員以外，其他官員不得委棄家中的“侍老”而獨自赴任，要么攜之赴任，要么請求停官歸侍，否則都是有罪名的。
如前所述的唐玄宗時名相張九齡，上疏請調照顧母親獲準。睿宗時，中書舍人崔沔，因“母老病在東都，沔不忍舍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睿宗改其官職為虞部郎中，滿足了他的要求。唐德宗時，西道節度使王起，年且九十，職重路遠，缺乏供侍，其子王龜時為左拾遺，“乞罷今職，以奉晨昏”，優詔許之。金部員外郎崔縱因父親崔浼被貶為通州刺史，崔縱便“棄官從養”。起居舍人楊炎，也曾“以親老去官”。這些政府要員請求移官、閑官、解職，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他們都以贍養父母為理由提出，并被應允。
外侍是唐朝“給侍”制度有別于其他朝代的獨特地方，外侍屬于職業侍奉老人的人員，但其身分并不固定。給侍制度興盛時，社會上形成了一支身分復雜、人員龐大的專職外侍隊伍，與親侍的強制性不同，無親侍侍奉的侍老允許自行選取外侍，外侍也有自行選取侍老的自由。侍老的確定有規范的程序，即登記造冊、個人申請、里正審查、縣司審批。獲得給侍資格后，侍丁的選取也有明確的次序規定：“皆先盡子孫，次取近親，無近親外取白丁者”。
為了保證侍丁履行好養老義務，唐朝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以確保制度的貫徹實施。
令人遺憾的是，唐后期因戰亂造成“人戶減耗，徭役繁多”，導致青壯年勞動力（侍丁）極度短缺，給侍制度漸趨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