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2日，珠江之畔的中山大學喜迎百年華誕。100年前，孫中山先生手創中山大學于“開風氣之先”的廣州，親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字訓詞，表達了先生對中大“為社會福，為邦家光”的初心。
百年來，中山大學在嶺南文化的滋養下，求真篤行，開拓創新，從廣州文明路到五山街，從云南澄江到粵北坪石，再到廣州康樂園，始終恪守“立大志，做大事”以及為國為民的精神信念，步履鏗鏘，引領風潮。如今，中山大學已成為扎根廣州、珠海、深圳，擁有三校區五校園、文理醫工農藝學科齊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續寫山高水長的精彩故事。
▲懷士堂、孫中山先生銅像、惺亭構成了校園美麗的中軸線。
先生手創 奔跑百年
100多年前，西學東漸之風登陸廣州，這里開放包容，得風氣之先。“中山手創”的國立廣東大學就誕生于此，并在嶺南文化的滋養下奔跑百年。中大康樂園北門曾是正門，乘船可直達天字碼頭。當年，中大校友陳小奇就在這里寫下廣為傳唱的《濤聲依舊》。穿過北門牌坊，進入校園，沿中軸線向南，會看到一座孫中山銅像，面朝滾滾珠江。沿途“世紀中大，山高水長”的標語隨處可見。標語左上角是中大校徽，主體圖案為一鐘樓建筑。不過，這棟建筑既不是康樂園的格蘭堂，也不是中山樓，而是位于文明路的廣州魯迅紀念館。百年中大，風起于此。
▲康樂園內的孫中山先生銅像。
中山手創 風起清貢院
廣州魯迅紀念館所在地曾是清代兩廣地區科舉考場廣東貢院，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都曾在這里奮筆疾書。科舉制度廢除后，貢院變身為兩廣優級師范學堂，迎來了新的使命。1906年，學校廣場建起了中大校徽中的那座大鐘樓，后來魯迅應邀到中大任教時，曾住在鐘樓二樓。
1912年，兩廣優級師范學堂更名為廣東高等師范學校（以下簡稱廣東高師），成為中國最早的六大高師之一。當時，民主革命思潮彌漫廣州，但新式人才極缺，高校寥若晨星，除廣東高師外，只有嶺南大學等幾所學校。1923年12月，孫中山到嶺大演講，講臺就設在懷士堂。面對激情洋溢的學子，孫中山卻表情嚴肅，甚至有些憂慮，他說嶺南大學很好，但中國要富強，“廣東省必要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大學”。這也預示著一場關乎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已風起云涌。
▲中山大學懷士堂。
▲懷士堂外墻上鑲嵌的題詞刻石。
一個月后，孫中山決定創辦“一文一武”兩所學校，其中，“文”便是將廣東高師、法科大學、農業專門學校合并而成的國立廣東大學，鄒魯為首任校長。當時，全國不少大學因經費不足而難產。廣東大學能順利開辦，多虧有中山手創和廣東人民的支持。中大校史館里有一張當時廣東各縣的詳細籌款表，涉及94個縣，從珠三角到粵北、粵西、粵東，金額從300元到2萬元不等。老百姓也紛紛募捐，據說，當時捐10元的，可登報鳴謝；捐100元的，能列入校史紀念；捐1000元，可將照片懸掛在學校禮堂上。中山大學博物館（校史館）館長徐俊忠說，中大就是“吃百家飯”長大的。
1924年11月11日，國立廣東大學在廣東高師禮堂舉行成立典禮。據中大老校長許崇清回憶，有人曾看見孫中山在11月11日晚上請幾位老朋友一起吃飯，便誤以為這一天是他的生日，校務會遂將11月11日定為校慶日。其實，孫中山的真實生日是12日。1951年，中山大學時任校長許崇清致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稱從1951年起將中山大學校慶日改為孫中山先生誕辰日，即11月12日。宋慶齡回信表示贊成。此后，每年的11月12日就成了中大校慶日。
因即將北上，孫中山未親臨國立廣東大學的成立典禮，但手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訓詞，希望這所大學嚴謹治學、開拓創新，“立大志，做大事”，成為“全國最高學府”。這十字訓詞后來成為中大校訓。中大校友陳平原教授說，中山先生一生不屈不撓，其精神就是中大的校魂。
孫中山逝世后，國立廣東大學于1926年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以表達對先生的紀念。從此，“中山大學”被載入史冊，參與并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波瀾起伏。一時間，各地掀起了創辦“中山大學”的熱潮。不過，為突出“中山手創”，1928年，國民政府一紙決定：“只留廣州第一中山大學，以資紀念總理。”位于廣州的中大成為當時僅有的一所紀念孫中山且以“中山”二字命名的學府。先生當年的訓詞至今還矗立在康樂園和五山，成為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的精神高地。
▲20世紀30年代的中山大學石牌校區 （中山大學供圖）
▲昔日文明路校區
篳路藍縷 逐浪五山街
中山先生給中大的訓詞為何會出現在五山華工校園？這背后隱藏了中大石牌校區篳路藍縷的創業故事。國立廣東大學由多所學校合并而成，校舍散落多地，本部在今文明路，法科學院在今法政路，農科學院則在東山。這些校舍相隔較遠，建筑破舊，又地處鬧市，不宜修習學問。國立廣東大學創辦之初，孫中山和鄒魯就計劃在今五山街建新校區。當時的五山還屬于石牌村，地處東郊，一片曠野，山岡起伏，池沼蕩漾，“若加以合理之設計，則藏修息游，嘉惠學子不淺”。可惜，孫中山逝世后，這個計劃被擱置。直到1932年，鄒魯重掌中大，才拉開建設石牌校區的大幕，計劃分三期共六年建成。
鄒魯邀請曾留學美國的楊錫宗和留學法國的林克明來設計石牌校區。中西合璧、洋為中用是楊、林二人的一貫做法。石牌校區整體布局以中國傳統風格為主，西方工藝和建筑風格點綴其間。1934年秋，第一期工程完成，建筑隨山勢而筑，整體恰似古鐘，寓意“九一八事變”之后警鐘長鳴。建筑布局也頗有講究，遵從中國傳統禮制，如農學院位于鐘的頂部，其他學院則在中軸線兩側對稱布置，寓意“以農為本”的理念。各大片區、山巒、池沼和道路多以中國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命名，“使入本校者，悠然生愛國之心”。當年，農、工、法三院首先遷入。次年，第二期也順利完工，中大校本部與文、理兩學院遷入。因受到中大學術氛圍的感召，社會名流、國內外學術團體和組織到此參觀絡繹不絕，被譽為廣州新的“文化城”。今天，在五山路一帶的大學校園內漫步，觸目盡是“揚子江路”“黃河路”“珠江路”“洪澤路”“嵩山路”等字樣。可以想象，20世紀30年代，每天在名山大川、大江大河間讀書學習、潛心研究，怎能不激起為國家而奮發向上的讀書之心？
▲五山路口的國立中山大學牌坊。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高鶴濤攝
▲中大北門牌坊周圍花團錦簇。（中山大學供圖）
從鬧市里的文明路到石牌新校區，中大迎來快速發展，到1937年，就擁有文、理、法、工等7個學院23個系以及天文臺等19個附屬單位，辦學水平躋身全國大學前茅，成為海內外知名學府。校園規模宏大，時有“中山大學校，半座廣州城”之說。
枝繁葉茂 潮涌康樂園
正當石牌校區第三期建設如火如荼之際，“七七事變”爆發，神州大地烽煙四起，中山大學等全國眾多高校踏上了艱難的遷徙征途。1938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共同組建的臨時大學西遷昆明，更名西南聯大。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天忠說，當時，中大數遷校址，剛開始遷往廣東羅定，但條件較差，連政府撥款都無法收到。后因形勢變化，又遷往云南澄江，并在昆明、香港等地設辦事處。兩年后，中大又遷徙至粵北韶關坪石，再輾轉粵東、粵西、粵北及湘南等地。顛沛流離中，教學環境極其簡陋，廟宇、祠堂、圍屋乃至自建的簡易房屋均成為授課與辦公的場所，直至1945年10月，師生才得以重返廣州。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亟須工科等專門人才，而當時全國200多所高校中工科占比低、規模小。1952年，一場全國范圍內的高校院系大調整拉開序幕。當時，廣州有中大與嶺南大學兩大學府。嶺大由外國傳教士創辦于清末，曾遷往澳門，后遷回廣州并由華人接管。歷經兩次院系調整后，原中大工學院、農學院、師范學院被調出，成了今天的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天文、地質等專業則并入南京大學、中南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原中大和嶺大等省內外十多所高校的相關文理科組成以文理科為基礎的新中山大學，校址也從石牌遷至嶺大所在的康樂園，而華工與華農繼續留守石牌校區。這就是中山先生的訓詞出現在華工校園里的原因。至今，位于五山路入口處的“國立中山大學”牌坊上還懸掛著“華南理工大學”與“華南農業大學”的銘牌，形成了“一牌坊三名校”的獨特景觀。今天廣州的眾多高校大多源自中大，可謂是花開朵朵，枝繁葉茂。
康樂園人杰地靈，曾是中國“山水詩派”鼻祖謝靈運的棲身之所。謝靈運為東晉名將謝玄之孫，后被封康樂侯，廣州康樂園正得名于此。安居康樂園之后，中大迎來更為高光的時刻，如今已發展為立足廣州、珠海、深圳的三校區五校園，擁有文理醫工農藝齊全學科布局的綜合性大學，躋身全國第一梯隊。
精神信念 自覺擔當
誕生于廣州的中山大學，由近代西學東漸和民主革命思潮共同孕育，較之國內其他百年學府，中大的百年或許更能反映近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探索之路。那么，中大到底是一座什么樣的學校？孫中山《大學條例》第一條便“刻畫”出中大的“樣子”，“大學之旨趣，以灌輸及討究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為主，而因應國情，力圖推廣其應用，以促社會道義之長進，物力之發展副之”。中山大學博物館（校史館）館長徐俊忠教授說，中大從一開始就有著對國家、民族、民眾自覺擔當的精神信念，并在眾多領域開風氣之先。這，或許就是中大的獨特畫像。
▲走過長長步梯，步入知識殿堂。
扎根大地求新知 殷墟甲骨驚天下
中大創辦初期，郭沫若、傅斯年、顧頡剛、魯迅、馮友蘭、趙元任、楊成志、商承祚等大師云集，沉淀深厚文脈，培育國之棟梁。中山大學曾自豪地以“天地人”為序，介紹其享有盛名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語史所）、兩廣地質調查所及天文臺等，他們多誕生于民族多難之時，歷經磨難，卻扎根大地，開創“知識生產新范式”。
1926年，剛從柏林大學畢業的傅斯年接替郭沫若出任中大文史科主任，并兼任哲學、歷史兩系主任。這位31歲的“海歸”甫一上任，便對語言學、歷史學傾注心血，連寫兩封快信，邀請昔日北大舊友、史學界權威顧頡剛南下廣州，創辦“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語史所走出書齋，深入社會民間采風問俗，到田間鄉野實地發掘，獲取新知識。傅斯年說，研究歷史不是鉆進故紙堆，厚古薄今，而是“認識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個歷史的環節”。顧頡剛在“中大語史所”周刊的《發刊詞》中也說：“在前人的工作之外，開出無數條道路。”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天忠用“掘地”和“旅行”來概括這種做學問的方式。“掘地”就是考古挖掘，“旅行”則是田野工作。1928年3月，傅斯年看到一則新聞稱，有人在廣州番禺發現一古墓，他立即前往觀察、測量。此后，史語所學者又奔赴廣西、云南等地，調查少數民族習俗、文化。語史所成立前，北大國學門被視為中國近現代最早的人文學術機構，但不少教授遭受北洋政府刁難后南下，兼容并包的廣州對他們張開雙臂。再加上國民大革命中心的感召，北方及域外著名學人紛紛來到廣州，加盟中大。幾乎瀕于熄滅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術之火又在珠江畔熊熊燃燒。
就在此時，國民政府確定“中央研究院”為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蔡元培兼任院長。傅斯年迅速找到蔡元培，希望參照中大語史所模式，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當年10月，傅斯年的愿望成真，廣州又多了一個現代人文學術研究的殿堂。
史語所早期骨干多出自中大語史所，很多教授一度在兩個機構兼職，同時，兩個機構的學術理念、研究方式也一脈相承。傅斯年在史語所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派中大教授董作賓到河南發掘殷墟。董作賓首次發掘，便獲得800多件甲骨文殘片，這是殷墟的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找到了更多的漢字源頭，可謂“一片甲骨驚天下”。曹天忠說，當年發掘甲骨文，場地雖然在河南安陽，但計劃和源頭在中大語史所。可以說，從中大開始，中國學術研究逐漸告別“從紙面到紙面”，走向科學化、集眾化、本土化，對中國高校、研究機構影響深遠。
▲北校區醫科紅樓
▲東校區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
▲珠海校區天琴中心
瞭望蒼穹心向大海 首登西沙群島科考
語史所將人們的認識推向歷史的深處，中大天文臺和兩廣地質調查所則將人們的視野引向浩瀚宇宙和蒼茫大海。廣州自古就以開放的姿態面向世界，20世紀20年代，廣州誕生了中國高校第一座天文臺。這位拓荒者就是中大天文學教授張云。中大創校之初，張云就開創了中國首個數學天文學專業。他深知，學術研究不能徒攻理論而無實習。幾經周折之后，他終于在中大校園內的山崗上建起了中大天文臺。廣州越秀中路125號大院的山崗上矗立著一座八角形塔樓，這便是1929年落成的中大天文臺，比南京紫金山天文臺還要早5年。
▲“中山大學”號海洋綜合科考實習船 （中山大學供圖）
天文臺建立之前，因缺乏精準的經緯度數據，廣州時鐘難以統一，時間概念混亂。天文臺建成后，張云經過嚴謹測量，每天正午通過廣州市播音臺播報統一時間，廣州人從此有了標準時間。當時，世界著名天文臺多建于北緯40度附近，而中大天文臺則位于北緯20多度，觀測范圍廣闊，受到國際天文學界的重視。國際天文聯合會變星委員會曾邀請中大天文學家參加聯合觀測變星活動。1952年，中大天文臺儀器設備連同天文系一并調入南京大學。如今，天文臺舊址立有張云的雕像，他仰望天空，右手高高揚起，仿佛在講述他在廣州看世界和探索蒼穹的精彩故事。
張云注目宇宙，丁穎等則奔向大海，兩個不同領域，共同見證了中大人放眼世界的探索。1927年6月，廣州創辦兩廣地質調查所（后劃歸中大），開創了中國人在兩廣開展地質調查的先河，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朱家驊任所長。1928年，包括中大教授丁穎等人在內的中大科考隊一行16人，乘“海瑞”號軍艦，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西沙群島的科考，寫下了130多頁的《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讓國人首次較為全面地看到西沙群島的全貌。同年7月，國民政府將西沙群島礦產撥歸中山大學管理和開采。后來，中大人還前往臺灣島進行科考，課本上著名的《日月潭》就摘自中大科考人員撰寫的考察報告。今天，中山大學康樂園中軸線旁有一座“兩廣地質調查所紀念”的石碑，石碑雖小，卻是中大人心向大海、科教興國的見證。
當時，除語史所、兩廣地質調查所等外，中大還有文科、農科等眾多研究所。中大人扎根大地，重視實踐，就如曹天忠所說，中大的學問“不僅是用手、用腦，而更是靠兩只腳走出來的”。正是如此，1935年，中大與北大、清華一起，成為首批有資格設立研究院的三所高校。這也是嶺南人求真務實、勇于探索的生動寫照。
追求真理敢為人先 中大率先開講《資本論》
中大教授黃天驥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他曾說，嶺南文化“務實是第一位的”，其次，只要是好的東西，“都敢去包容”。中大的治學傳統與學風深受嶺南文化影響。粵北韶關有一個叫坪石鎮的地方，位于廣東、湖南交界，京廣鐵路（舊時粵漢鐵路）貫穿其間。抗日戰爭期間，中山大學從澄江遷往坪石辦學，會聚了一群甘于授業于鄉野的學者，王亞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王亞南是誰，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但說起《資本論》，則人人皆知。其實，王亞南就是《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者之一。1938年，他與郭大力合譯的《資本論》三大卷出版，這是中國最早翻譯出版的《資本論》中文全譯本，為當時的中國吹來了一股清新之風。但與一般的翻譯家不同，他不止于翻譯，還將譯作帶入中大的課堂，讓這所流離于古道鄉間的大學成為最早在中國傳播《資本論》的學府之一。有學者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傳播《資本論》，是要冒生命的危險，但王亞南毫不畏懼，他不僅講述《資本論》，還用其理論剖析中國的具體經濟現象，深入淺出、生動有趣，課堂上總是座無虛席。王亞南十分重視人才培養，后來他發現和培養了著名數學家陳景潤，被作家徐遲譽為“一個懂得人的價值的經濟學家”。
1944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來華，專程來到粵北坪石一周，與王亞南等人探討學術。《李約瑟文錄》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我幾乎走遍了整個中國，并曾到達遙遠的東南。一個炎熱的夜晚，在粵北坪石河旁的陽臺上，我和王亞南在燭光下談到了……”當時的粵北坪石，中大學子不僅能聽到王亞南講述《資本論》，還能聆聽許崇清的哲學思考、朱謙之滔滔不絕的演說以及馬思聰的美妙旋律。嶺南開放包容的氛圍讓這批“坪石先生”在戰火紛飛中，甘愿忍辱負重，為國為民，筆耕不輟。
▲深圳校區圖書館
厚重硬核 勇立潮頭
中大人始終恪守為國為民，“立大志，做大事”的信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大迎來新的輝煌時刻。1951年，曾多次執掌中大的許崇清被任命為中大校長，他主張“教育事業是不能單獨發展的教育事業，要適應著社會底（的）發展，以謀自己底（的）發展，因而并推進社會底（的）發展”。正是這種理念，激勵一代又一代中大人，繼續腳踏實地，觀天探海，為城市發展，為民眾幸福，為國家富強，篳路藍縷，勇立潮頭，書寫更為絢麗的篇章。
躬耕鄉野以蟲治蟲 蒲蟄龍傾心為民生
1962年3月11日，首屆“羊城音樂花會”上，中大教授蒲蟄龍的琴音讓眾人沉醉。聆聽了他演奏的《新疆之春》與《小夜曲》后，有人好奇地問他：“您是科學家，整日與昆蟲為伍，何以與音樂結緣？”蒲蟄龍微笑答道，他習慣每天清晨以小提琴迎接曙光，甚至在實驗室也備有一把，工作疲勞時，“會拉上十幾分鐘，直到音樂的旋律卷走了疲困，我又回到我那些心愛的蟲兒中間去”。
蒲蟄龍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原籍廣西，小時候在廣州讀書時，經常到郊區游玩，目睹農民因蟲害而顆粒無收，便立志消滅害蟲。廣東不少地方都有松毛蟲害，上大學時，蒲蟄龍常到林地捉松毛蟲，帶回學校，邊喂養邊研究，由此寫出的畢業論文獲中大“畢業論文獎”和“優秀成績獎”。后來，蒲蟄龍曾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蟲，開創了中國現代生物防治的新篇。他將赤眼蜂放入蔗田，讓它們將幼蟲寄生在蔗螟卵中，幼蜂靠吃卵中的營養長大，從而讓蔗螟幼蟲無法存活。赤眼蜂極小，只比人的頭發絲粗一點。起初，人們不相信它們能對抗甘蔗螟蟲，有一次，剛好遇到臺風，普通田地的甘蔗因被甘蔗螟蟲蛀空，臺風一吹就倒了，但放養了赤眼蜂的蔗田里，甘蔗卻完好無損。蒲蟄龍“以蟲治蟲”成為傳奇，后來在全國推廣。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沿用這一方法。
作為廣東“糧倉”之一的廣東四會縣（今四會市）大沙鄉，在改革開放前后遭遇水稻蟲害危機。蒲蟄龍得知后，多次前往。當時從廣州去大沙，道路崎嶇不平，其間還要轉搭渡船，但蒲蟄龍前后去了三四十次，一去就待上半個月，甚至幾個月。最終，他用“以菌治蟲”等方法消滅了害蟲，解決了百姓吃飯的大問題，就連聯合國糧農組織都派代表團前來他的試驗田參觀取經，蒲蟄龍也因此榮獲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
以科研服務社會，蒲蟄龍只是一個縮影。同一時期，陳心陶助力消滅了中國血吸蟲病；廖翔華解決了廣東人養殖的魚類容易生病的難題……他們的故事，讓徐俊忠教授深感自豪，“他們為國家、社會、民眾作出了巨大貢獻，令人非常感動。”改革開放后，國家號召大學成為“教學與科研的中心”。中山大學地處改革開放前沿，敢為人先，自1978年起便恢復與歐美等國家的學術交流，重構學科體系。中大人還開展宇宙引力波研究等前沿領域探索以及種子研發等應用學科，更好地服務國家、造福社會。
觀天探海“為邦家光” 最強大腦“為社會福”
2024年金秋，中大常務副校長楊清華從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臺長趙長印手中接過“中大天文星”命名牌匾，中大由此成為中國唯一擁有兩顆以校名元素命名小行星的高校。從中大天文臺到中大天琴中心，中大人對宇宙的探索從未停歇。在珠海鳳凰山頂，中大“天琴計劃”激光測距臺站巍然矗立，徐俊忠說，這個計劃的目標，是2035年前后在約10萬公里高的地球軌道上部署三顆全同衛星，構成等邊三角形星座，宛如太空中的一把豎琴，聆聽宇宙深處的引力波。
從西沙群島科考到南極探索，中大與海洋的淵源更為悠久。近年來，中大更是構建了自己的科考“艦隊”，包括“中山大學”號、“中山大學極地”號和“珠海云”智能科考船，為海洋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2024年盛夏，30余名科學家搭乘“中山大學極地”號，在中國高校中首次完成北冰洋科考，順利執行多項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中大的高科技探索還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在廣州，每當雷雨天氣來臨，你是否會收到天河區、番禺區強降雨的預警信息？這些信息的背后，就有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超算中心）的功勞。中大東校區的超算中心被譽為“最強大腦”，赫赫有名的“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就落戶于此。超算中心的強大吸引力讓更多年輕人扎根廣州，黃聃就是其中一位。2019年，留學回國后，他進入超算中心從事教學和科研攻關工作，如今已是副教授。他說，依托中山大學，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已成為全球用戶數量最多、利用率最高、應用范圍最廣的超算中心之一，也是唯一入選全球超算中心五強的中國超算中心，不僅承擔了基因測序、引力波研究等“大國重器”任務，還服務于汽車、高鐵、地鐵等社會民生，特別是廣州的天氣預報，經超算中心的優化賦能，能夠每12分鐘預報一次未來6小時的天氣，分辨率精確到1公里。
心系大國重器，賦能民眾生活，勇喝“頭啖湯”，這源于中大對百年“為社會福，為邦家光”之初心的恪守，也源于廣州的文化土壤。再一次站在中山先生的銅像前，百年前“立大志，做大事”的教誨仍在耳畔回響，伴隨著“白云山高，珠江水長……”的旋律，很多人仿佛回到了那個青春歲月。中大校友劉先生記得，20多年前來到中大，第一次聽到這旋律，對中大的愛就深入骨髓。
百年中大，仍在路上。中山大學校長高松說，面向新的百年，中大既要繼承知行合一的傳統，守正創新，也要追求更加卓越的發展目標，努力從“大”到“強”。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朱孔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廣東地處開放前沿，歷來開風氣之先。面向下一個百年，中大要繼續發揚百年歷史沉淀下來的務實、開放與包容的文化傳統，秉持更大格局與胸襟、魄力和勇氣，錨定教育強國戰略目標，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回校參加活動的校友歡樂合影。
來源：廣州日報新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