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國的廢墟上，“槍桿子里出政權”是真理。趙匡胤靠武力獲得了政權，對軍人的危害性深有體會。為此，他經過多年的摸索，建立了一套歷史上復雜程度僅次于遼國的官僚體制。
就拿文官來說，按官階劃分為“幕職州縣官”、“京官”和“升朝官”三大類。幕職州縣官又稱選人，是低級文官的總稱。其寄祿官有兩使職官、初等職官、令錄、判司簿尉共四等七階，宋徽宗時改為承直郎至迪功郎共七階。京官是比選人品級略高而不常參的低級文官的總稱，其寄祿官共有承務郎到宣教郎等五階。
宋神宗官制改革，廢除京官之稱，改為“承務郎以上”。升朝官是可以參加朝見、宴坐的中上級文官的總稱，其寄祿官有通直郎到開府儀同三司等二十五階。選人經過考核和一定員數舉主的推薦，達到一定考數(任職滿一年為一考)，便能升為京朝官。選人升為京朝官稱為“改官”，是每個官員仕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武官也按官階分成使臣、諸司使、橫班。另有節度使到刺史等，實際成為另一種官階。這還不算完，宋朝的官名中經常出現“判”、“同”、“知”、“權”等字眼，而每個字又代表不同的含義和職權待遇，細講起來又是一大堆事。
這套官制看著麻煩，但作用是明顯的。這里的作用分正作用和副作用，先說正作用。這套讓人抓狂的制度通過增設官僚機構層次、官官相互牽制的的方式，成功地分割了權力。使宋代很少出現權臣震主的局面。但是正作用后來逐漸淡去，副作用卻越來越大，因為這套制度無形中增加了官員數量，同時科舉取士的方式也使更多的人進入官僚階層，僅宋太宗當政的22年間，進士科取就達近萬名，而整個唐代290年間進士總數才不過六千人。更簡單的是一部分高官子弟和親屬可以不經過科舉，直接憑借先輩的資格直接做官，也就是所謂的“恩蔭”或“門蔭”，這樣就導致了官員數量大增，官制冗雜。
官職泛濫，造成了大批的閑散官員。在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實行了官職分離的任職辦法，既“名與實分”、“官與職分”，官制分官、職、差遣的區別。“官”只是表明級別和領取俸祿的依據，“職”是給文臣所加的學士、直閣一類的榮譽稱號。而真正管理事務的官是“差遣”。另外，宋代為了安置勛戚重臣，設置了“宮觀”，也是只拿俸祿不干事的職位。而且宋朝實行的是“高薪養廉”政策，官員的高俸祿必然使朝廷負擔沉重，至英宗時，已經出現了財政赤字，僅平治二年（1065），年財政赤字就多達1570萬貫。
宋真宗趙恒即位后，便面臨嚴重的財政困境。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大臣陳彭年上書建議從五個方面調整政策，在他的五項方針中，首先就是“省冗員”。趙恒一看可行，就于咸平四年（1001）六月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裁員，共計裁汰冗吏十九萬五千余人。第二年五月，又進一步“減河北冗官”。
但是，宋朝的官僚體制并沒有絲毫松動，不久，官員又恢復到原來的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