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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美國學者周敏的著作《唐人街》重譯版發行儀式在北京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舉行。本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發行儀式主持單位包括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和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此書自問世以來，在海內外學術界一直受到普遍關注，其從獨特的角度研究海外華人生存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周敏是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社會學和亞美研究學終身講座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她是國際移民社會學專家。她的研究方向是城市社會學、海外華僑華人、種族與族裔關系以及亞洲與美國亞裔研究等，出版了20本學術專著，包括：《唐人街》、《在美國成長》、《當代美國華人社會》、《當代美國亞裔社會》、《美國亞裔成就悖論》、《美國移民第二代的崛起》、《當代海外華人社會》、《長為異鄉客？當代華人新移民》以及《超越經濟移民》等等。在著名學術雜志和刊物中發表了230多篇學術論文。曾獲得2017年美國社會學學會國際移民分會杰出職業成就獎和2020美國社會學學會亞洲與亞美研究分會杰出學術貢獻獎。

▲翻譯家郭南將夫人周敏的著作《唐人街》（下圖）翻譯成中文，讓世界上更多華文讀者能看到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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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唐人街》一書翻譯成中文，讓懂中文的人們也能直接領略到其中獨到分析的精髓，正是其夫婿郭南。周敏與郭南約四十年前從廣東走向美國，逐步進入了當地主流社會。郭南曾經在美國幾所大學的商學院當過兼職教授，在大學和公司做過高管。

翻譯，其實是個大學問。有人認為只要懂外語，就可以對應翻成中文，郭南認為翻譯絕非簡單的文字搬運。翻譯之難，難在猶如帶著鐐銬在跳舞，這個鐐銬就是原文的框架和行文的風格，翻譯要用另外一種文字還原原文的意義、韻味和風格，十分不易。楊絳先生談到翻譯時說過，這是一項苦差，翻譯就像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需要完整和徹底地了解原著；不僅了解字句的意義，還須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希望能從譯文里領略原文的風格和神韻。因此，譯者只能小心翼翼，不得隨心所欲。19世紀末，翻譯家嚴復在吸收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精髓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信”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達”指譯文需通順流暢。“雅”即譯文要文字典雅，生動傳神。從此，“信、達、雅”三字經成為中文翻譯的圭臬，對后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6月28日，周敏、郭南在《唐人街》重譯版北京發行儀式上合照。

▲郭南、周敏伉儷與加州大學的教授們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頒授儀式上歡聚。

翻譯大咖?首推嚴復

談到中國近代著名的翻譯大師，郭南說自清末以來，翻譯界高手如云，車載斗量，他列舉了他崇拜的、對他影響較大的幾位翻譯大師：嚴復：近代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譯家和教育家。在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和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等8 部著作。“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就是他首先提出來的，影響深遠。還有：朱生豪、梁實秋、傅雷、季羨林、楊絳、許淵沖、穆旦等等大師。不言而喻，翻譯的前提是要熟練掌握源語言（如英語）和目標語（如漢語）。但是，這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必須條件：好的譯文必定來自于英語和漢語皆精通之人。但英語和漢語都好的人則未必就能翻出好的譯文。翻譯是一門學問，既有理論，也有技藝。

談起翻譯理論，郭南認為中國最早的翻譯家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三藏玄奘法師。他和弟子埋頭18年，翻譯了1335卷從西域取經帶回來的佛教經典，提出了“五不翻”的翻譯原則：秘密故不翻、多含故不翻、此無故不翻、順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18世紀末，蘇格蘭人亞歷山大．佛雷澤．泰特勒系統地提出了翻譯標準的三條原則：譯出原作的思想，譯出原作的風格，與原作一樣流暢。在二十世紀，不少中國學者都試圖提升和完善嚴復的翻譯理論：大學者錢鐘書提出了“化境論”，認為好的翻譯，不能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要完全保存原文的風味，這就是“化境”。翻譯家傅雷則提出了“神似論”，他借鑒了中國的繪畫原則，翻譯應如傳統國畫，應力求神似，而不拘泥于形似。許淵沖是翻譯詩詞的大師，他提出了“三美論”，即好的翻譯應該是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完美結合，以及“三化論”，翻譯是把一種語言化為另一種語言的藝術，有三種化法：等化、淺化和深化。

中西文化不同，思維方式不同，語言表達從表層的結構到深層的隱喻都有很多不同之處。從語言學的角度，英語和漢語分屬不同的語系。英語屬于印歐語系，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因而英語和漢語的語法和句法結構不同，很難從語法和句法的層面直接對譯。英語的句法喜歡用從句和復句來表現復雜、細膩的思想，因而一個句子可以很長；中文多喜歡用單句和成語，往往比較簡短。英語的學術文章的特點就是用很多長句子。郭南回憶起他在翻譯周敏的社會學著作時遇到過的難題。他提到有一次翻譯一句英語長句，足有半頁之長——一個主句帶幾個從句，從句中又套著另一個從句，還有幾個并列的復句，英文語法結構比較復雜。他的翻譯方法，首先是理清主句與從句、從句與從句、以及復句與復句之間的邏輯關系，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按照漢語的句法，一個句子里如果是從句中又套從句，讀起來就像迭床架屋，不順不暢，不像是漢語。因此，原文的從句，未必就要按英語的順序對應翻譯出來。中文就必須要斷成幾句。但斷句以后主句跟各個從句和復句之間如何呼應，只有憑著上下文的邏輯、經驗和語感來判定，按照漢語的語法邏輯，譯出符合中文語法和句法的一段文字。

郭南強調說，翻譯文學作品跟學術論著不一樣。對于翻譯學術著作和論文，他認為主要是在“信”和“達”的層面。當然，如果譯者的中英文功底深厚，能使譯文文字優美，讀起來音韻悅耳，那就是錦上添花，達到的“雅”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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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具體解釋了“信”與“達”的辯證關系。為了“信”，有些譯者會按照原文直譯。

結果往往是句子冗長，意思晦澀。為了“達”，有些人則會用意譯。結果往往是用自己的話來詮釋原文而不是翻譯。沒有經驗的譯者，很容易捉襟見肘，顧此失彼。通常有兩種傾向：一是為了追求“信”而緊跟原文的結構，結果讀起來佶屈聱牙，詞不達意。二是為了追求“達”而隨意發揮，隨意詮釋，甚至加插進自己的看法。結果是超出了原文的語義框架。應該說，原意不“達”，隨意發揮和增刪，再順暢也是不“信”的。而令人搔首難懂的譯文，再緊跟原文的語法和句法結構也是不“信”的。換句話說，流暢華麗的譯文未必就是“信”；詞不達意，令人費解的譯文必定就是不“信”。因此，翻譯必須是在原文的語義框架內，不增不減，盡量準確地把原文作者的意思用另一種語言重現出來。郭南認為，翻譯就像走鋼絲，只容許在忠實于原文與流暢的譯文的極小空間中取得平衡。

什么是“雅”？翻譯出來的中文準確洗練，富有文采，細膩傳神，朗朗上口，便是達到“雅”的高度。中文的成語結構緊密，言簡意賅，蘊涵著豐富的中華文化。適當地運用一些成語可以使譯文更為精煉和地道。但如何選擇含義清晰、避免歧義的成語，需要對兩種文化都十分熟悉。郭南曾經修改過一篇中文的翻譯論文，論述中國新移民在非洲經商定居的心路歷程。其中講到中國新移民在迦納開拓市場，十分思念故鄉。于是他用了“身在曹營心在漢”來形容他們的心境。郭南借用此成語，可見其的努力和用心。但他細細分析和推敲之后，又覺得這些新移民既非身陷敵營，也沒有失去返鄉的自由，所以用這個成語是一個過猶不及、用力過猛的翻譯例子。于是他把這句改為“故土難離，思鄉心切”，這樣就不容易引起歧義，更加準確和貼切。

▲周敏關于社會學著作一覽。

▲除翻譯工作外，郭南還擔負高等學府的教學工作。

華洋推敲?生動貼切

關于如何翻譯好社會科學的學術文章，郭南認為有三個大前提。第一是要有較高的漢語修養。不言而喻，如果沒有較高的遣詞造句能力，不能熟練地找到準確詞句去表達思想，很難想象會有高質量的譯文。第二是要熟練地掌握英文，看懂吃透原文。第三是要了解和熟悉文章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這是讀懂原文的關鍵。難就難在要熟悉和透徹理解原文的明確和聯想意思。此外，還要有廣博的知識基礎和文化修養，諸如歷史、地理、哲學等人文學科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知識，文章所涉及的國家的文化和政治環境等等，否則英語語法再好，也只能理解文章的表層意義而無法理解其深層意義。只有在充分理解原文的意義和弄清主從句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后，才能下筆翻譯。在沒有讀懂領會原文的意義之前而下筆硬譯，結果肯定是語句生硬，語焉不詳的。

談到翻譯的方法時，郭南的經驗是要盡量避免逐字逐句地對譯。他通常會以一段為單位，首先要完全看懂和消化文章的內容，再把長句子的意思先翻譯出來，然后再按照漢語的習慣和原文的邏輯關系，重新斷句，重新組合。最后反復朗讀，直到覺得中文讀起來順暢而意思與原文相符。有時候原文的意思理解了，但找不到中文相應的術語或詞組，只能借助于詞典和上網查找。就像明明知道口袋里有東西，但怎么也掏不出來干著急一樣。有時一小段文章要用大半天來琢磨推敲。

周敏、郭南伉儷從廣東的中山大學攜手起步，負笈海外，成家立業，事業有成。周敏從研究紐約唐人街開始，以《唐人街》一書作為學術起點，櫛風沐雨，春華秋實。郭南在商界和學界耕耘多年以后，解甲歸田，退隱家園。四十多年來，二人相互支持，攜手共進。人生何處不江湖，雙劍合璧氣如虹。兩位琴心劍膽的神雕俠侶，“風雨路遙同珍重，淡然執手度清平”。在未來的歲月，他們仍將瀟灑飄逸，執手同行，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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