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文化自信自強 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7日在深圳開幕。本屆論壇主題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 促進文明交流互鑒”。主論壇上，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等分別進行發言。
王旭東：保護文化遺產 推動文化強國建設
在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主論壇上，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從文化遺產的內容、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如何進行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題等四個方面，探討文化遺產保護在文化強國建設中的重大意義。
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世界遺產大國，自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來，我國已有世界遺產56項，位列世界第二位。
王旭東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實現了變革性的實踐和突破性的進步。然而，文化遺產不可再現、不可替代。“我們必須要有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對文化遺產復雜的保護形勢保持清醒認識。”他說。
我國豐富獨特的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王旭東看來，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存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就是在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文物古跡、歷史街區、傳統村落，和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一樣，都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的傳承，無比珍貴。”
王旭東分析，作為民族智慧的結晶、民族文化的見證，文化遺產具有直觀、形象、生動的特點；在涵養文化情懷、增進愛國情感、強化民族認同等方面，文化遺產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是其他教育手段所難以替代的。
文化遺產也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大量珍貴文化遺產，已成為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記憶。“保護文化遺產，既是有利于保護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也有利于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他補充道。
王旭東認為，一方面要深化對文化遺產的價值挖掘和闡述，使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得到完整的呈現；另一方面要提升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和技術，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體系，從而形成文化遺產全民參與、全民保護、全民共享的局面。
“人民群眾既是文化遺產的創造者、也是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我們要充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保護傳承的工作，努力使文化遺產保護成為全民的普遍共識和自覺行動。”他說。
王旭東進一步建議，在城鄉社區推動以居民為主體、采用“微改造”的“繡花功夫”，實施歷史街區和傳統村落的保護整治，讓居民在胡同街巷過上現代生活，讓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眾。
“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既具有重要的中國意義，又具有獨特的世界意義，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雙重價值。”王旭東進一步指出，在保護好文化遺產的同時，還要挖掘古老遺產的時代價值，努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中華文化遺產保護有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更加強大的精神力量。
陳來：改革開放偉大成就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在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主論壇上，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以“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取得，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和社會，怎么樣才能實現現代化？”陳來表示，現代化簡單地說就是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自19世紀末期以來，實現現代化一直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備受關注的課題。
在他看來，早期現代化理論的最大局限性，是從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去理解傳統和現代的關系，對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闡釋也是以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以及西方國家文化資源和社會結構作為標準，這就產生了一種片面的現代化觀念，特別是主張非西方國家要將自己的傳統文化拋棄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
但事實上，即使在現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內，產生的也并非一種，而是多種現代化模式。它們盡管同源，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卻有迥異的意識形態、制度模式和文化價值。“現代化具有不同的文明形式。”他說。
陳來介紹，20世紀50年代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繼取得巨大經濟成就，這給學術界帶來了一個啟示：“儒家文化和現代化是絕對排斥”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同時，儒家文化圈呈現出的獨特現代化的新模式證明，儒家文化可以成為實現現代化的助力。他進一步指出，從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長并接受儒家價值觀的人，在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中，也可以創造出卓越的經濟成就。
演講中，陳來重點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他注意到，當前中國文化體現在了經濟生活的倫理規范中，包括勤勞、勤儉、忍耐等品質。至于克制、敬業、誠信、耐勞的精神，善于學習的素質，更是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要歸功于中國人民的勤勞與創造，同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息息相關。”他說。
這些年，中國不斷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取得巨大發展成就，充分展現了理論和實踐價值。在陳來看來，一系列原創性的理念、思想、戰略的提出，都將伴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倡導與傳承，并在這一進程中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內涵。
“百年來，中國已經逐步走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我們正在創造這一現代文明的新形態。讓我們共同努力，弘揚中華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陳來說。
趙汀陽：文明對話應面向未來尋找“相聚點”
在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主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圍繞百年大變局下文明對話的使命與意義發言。
“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的名言揭示了文明發展的秘密。趙汀陽認為，“共在”先于“存在”，每個人類文明自誕生之初，就自然存在著“跨文明”的交流。隨著人類文明的演化發展，每個文明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傳統與邊界。
“有了文明的邊界，就需要文明的對話。”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間形成有效的對話，也引起先哲們的廣泛思考。在趙汀陽看來，過去提出的“交往理性”模式，只能為人們解決思想上的分歧，卻無法化解心靈間的隔閡，“因為‘互相理解’不能保證‘一致同意’，兩者之間還缺少‘互相接受’的關鍵環節。”
文明之間都有相似的價值理念，但不同文明各有不同的價值排序。崇尚“和諧”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具有不同價值排序的文明之間，如何實現“互相接受”？趙汀陽認為，同一文化內部往往存在默契的“相聚點”，而不同文化之間則需要人為創造更多的“相聚點”，而古老的“中國智慧”對當代文明對話同樣帶來深刻的啟示。
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趙汀陽認為，不同文明之間應當同時互相改善，吸收不同文明最突出的優點，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這是文明對話所能實現的最高目標。”趙汀陽說。在他看來，文明之間的交流并非只是一種“加法”，而是充滿創造性的“乘法”。文明對話的成功先例在人類歷史中也屢見不鮮。
“從價值觀的角度尋找不同文明之間的‘相聚點’是比較困難的，但我們可以轉換方法，從不同文明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里尋找‘相聚點’。”趙汀陽認為，置身全球化的時代，不同文明都生存在同一個地球上，大家也面臨著基本相似的問題，從“問題”出發反而更容易找到文明對話的“相聚點”。
不同文明的知識體系之間互為參照系。“隨著量子力學、復雜科學、人工智能等新形態知識的發展，過去歐洲產生的知識已經不足以解決人類今天面臨的問題。我們需要通過共同的問題，將不同文明的知識和思想匯聚起來，建構一個共享的、非排他的知識世界，這非常有利于實現跨文化的‘相聚’。”
隨著人工智能的到來，人類的知識體系也將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所面對的問題同樣會更新換代。趙汀陽指出，以未來作為出發點，才能更好重構傳統的意義。他展望，通過文明之間的對話，形成跨文化的“新百科全書”，為人類今天共同面臨的問題找到答案。
鄭永年：今天的中華文明具有傳統性更具有現代性
在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以“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與全球價值”為主題發言。他表示，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是現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僅對現代化的含義的理解不同、內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提倡文明對話，文明互鑒互學，共同推進世界的現代化”。
“我們要在‘復興’的構架中討論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與全球價值，并探討兩個層面的關系：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中華文明與世界現代化的關系。”一開場，鄭永年便拋出兩個關鍵問題。
其中，在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方面，他認為，中國今天的復興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歷史必然性。“今天的復興是中華文明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產物。也就是說，今天的中華文明具有傳統性，更具有現代性。”
發言中，鄭永年重點闡釋了中華文明與世界現代化的關系。在他看來，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因此人們一直關切西方國家是如何塑造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格局的，而忽視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在塑造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
鄭永年進一步闡述道：“我們強調的是現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僅對現代化的含義的理解不同、內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
他說，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符合其自身文明、文化和國情時，才會成功，否則就會導致失敗。“經驗地看，那些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國家現代化模式的現代化往往是失敗的現代化。我們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
在鄭永年看來，強調中國式現代化，還表明中國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向外推行自己模式的現代化，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到其他國家之上。同時，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也提倡文明對話，文明互鑒互學，共同推進世界的現代化。
來源：南方日報
